Fro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明显有异，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其象征性姿态展示出不同的领导风格，这必然让左派感到高兴。胡在2002年当选国家主席后，首先访问的地区之一就是河北省的西柏坡，这是共产党1949年夺取北京之前最后的所在地。此外，媒体大字报道，几个月前的中国除夕，温在辽宁省乡村访问了农家，重演了在2005年农历同一天他访问煤矿工人的一幕。表现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以及访问革命遗址这些行为是在以一种中国领导人数十年没有采用的方式向该国的社会主义昔日岁月表达敬意。
虽然无疑这会有助于增强左派和新左派的声望，但很多人指出，要判断胡是否真正抱有左翼信念，或者其政策与政治姿态是否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还为时尚早。“目前他只是维持现状，因此我们不得不等一等，再看他到底信仰什么，”一家左翼书店的某年轻妇女说，她要求使用她的网络用户名（screen name）：红星丽人（Red Star Beauty）。
其他人则认为胡已经展现了其立场，并将坚持不渝。张旭东将“和谐社会”的口号以及胡对共产党遗址的访问描述成“一个显示同朱镕基模式——非常亲商，并极其专注于沿海地区——温和决裂的相当聪明的方式，以及一个获得某种政治认同的好方式。”
北大的文学教授韩毓海认为胡与毛泽东类似，两人都是本国造就的知识分子，职业生涯都起自草根阶层——胡在甘肃省工作了14年，那里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相比于邓和江，胡将是最像毛的，”他断定。然而，愤世嫉俗者认为胡的本质特点是缺乏远见，而且他在政治色彩上的表观选择不过是居其位者最安全的一个选项而已。
Democratic Traditions?
民主传统？
像毛一样，新领导层也在强调“民主”。在共产党的文本中，该词并非指一人一票，而宁可说是指更大的群众政治参与。在“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结束之后，邓使得该党远离了动员行动主义分子的广泛运动。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糟糕的、充满批斗会和红卫兵（Red Guard）集会的旧时代。但是许多左翼分子意欲在执行党的政策过程中唤起更加热情的投入。
“我希望回归到民主的最初含义——民治（rule by the people，人民当家作主），”汪说。实际上，新左翼分子对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看法纷繁。汪描述了一些方案，如通过抽签决定出一个人民审查委员会来批准重大的政策提案，或者是公众参与编制预算——藉此，乡镇或农村居民在配置市政预算时也拥有发言权。

其他人则描绘了一种暗含着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不仅仅只是程序问题，”张旭东说，“当你谈论民主时，你必须在实际问题下谈论，比如财富的民主分配，或者是社会权力的民主分配。”张认为这种民主观念不同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鼓吹的西方民主。“在中国，新左派的反对者往往说，让我们拥有法治，让我们拥有选举，让我们按规则游戏。但那是对民主的片面理解。”
新左派的思想家们批评西方民主，很多人表示他们希望从民主国家已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此外，通过拒绝接受选举民主，新左翼分子相信他们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腐败官员都是那些将从西方民主中获益的人。未来，那些暴发户有可能会利用资本主义式民主。”巩献田警告说。
张旭东也表达了类似的保留意见：“新左派提倡某种更深入的民主——它必须直达民众，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城市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将民主等同于法治，这一切都是意图将他们新近获得的社会地位合法化。”
一些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转向他们所倡导的民主模式。汪晖提及对《物权法》的讨论。“中国法律制定的方式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他说，“过去，政策都是政府内部制定，但现在更多的（政策提案）来自社会。”他列举了许多他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的因素：互联网以及更广泛的信息渠道；更多知识分子参与到批判性争论中；以及经济增长。“当社会条件提供了这样一个进行讨论的机会（就像在《物权法》问题上出现的那样），就是件好事。”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感受，但在诸如人权和新闻自由的问题上仍存在矛盾。自胡锦涛执政以来，中国日益收紧对新闻记者的控制，北京的几所顶级大学也都压缩了公开表达意见的空间。互联网继续受到严密监控和限制。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对《物权法》的讨论都是在闭门会议中进行，并且直到本稿写作时尚未公布该法。
巩献田认为，日益透明的立法过程以及公众对立法争论的参与都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并不赞同全国人大在上次大会中对待法律讨论的做法。
“他们终止争论的事实表明，他们正设法避免意识形态的讨论，”他说，其他人则将此与胡温希望在今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前能避免论战联系到一起，这件五年一度的大事最有可能预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变化。巩献田认为前述法律的起草过程“太秘密”，并认为全国人大的处理方式“不对”。”
新左翼分子对新闻自由的讨论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突显出贴有这一标签的人们的多样性。在较温和的一方，汪晖提倡不断增大讨论空间，他暗示自己已直接体验到媒体审查制度有多难处。“我做了11年的编辑，我无法泛泛而言去描述这种体验，”他停了会又说，“只有通过不停表达你的观点，你才能扩大讨论空间。”
然而，其他人立场暧昧，似乎不那么确定。像汪晖一样，王绍光也认为，应该允许人人言论自由。然而当被直接问及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制度时，他露出惊讶之情。“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中国的朋友中，大多数人都能以相当有效的方式使用互联网。”而左翼强硬派则走得很远，他们支持政府干预新闻自由。“对媒体是有明确的控制，”自称属于毛主义者的“红星丽人”告诉我说，“但那是必要的。这同美国完全不同——我们需要某些引导。”然后她离开去书店里面与同事一起去享用外带套餐。

新左翼分子也不常提及人权。“人权不是毛泽东世界观的一部分，”韩在论及中国外交政策时表示，立马又提到因反西方情绪而闻名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一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因为中国人权取得了改善，这些知识分子才能有对一个已基本成功地排斥了意识形态的政府表达其不满的自由。当自由主义价值得以更牢固的确立之时，那些渴望较少经济和政治自由时代的人们才能够再坚持其观点。无论中国领导人对此是否赞同，这都成了他们要面对的另一项挑战。
那么问题就成了中国正面临怎样的一种“大转变”。除了拥有社会政策外，这个国家眼下对他们该做什么仍存有争论。穷苦大众对更大的社会公平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如何实现真正发言权的要求，而那是国家领导人和新左派都不愿看到的。
Ms. Hook is a Princeton-in-Asia fellow at the REVIEW.
虎克女士是在《评论》工作的“普林斯顿在亚洲（Princeton-in-Asia）”[4]项目成员。

[1] tipping point，“引爆点”。这个术语源自流行病学，指的是某种传染疾病达到超出任何控制其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因此，又常被认为是（并译作）一种“拐弯点”、“翻转点”、“踢爆点”等。《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所撰的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给出的定义是：“引爆点就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就像沸点和临界点”。如今该词已经扩展到许多领域：记者把它应用到的社会现象，人口统计数据和任何可能导致其他影响的变化中。销售人员把它看作是会引起大量销售的开端。在某些应用中，“tipping point”只是它本身增加的意思，并没有额外的意思，但它出乎意料的成为会引起较大影响的额外改变的总量。在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中，引起出乎意料结果的蝴蝶翅膀的小小挥动就是“tipping point”。然而，“tipping point”所引起的影响是立即可见的。当重要的条件都满足时，“tipping point”就会发生。能达到翻动点的事物包括：社会愿意忍受同性恋结婚，零售业的RFID技术和Web服务的广泛采用。如此等等。 
[2]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犹太人，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牛津大学获文学和哲学学位，1957年担任牛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同年被授予爵士称号。1971年又被授予功勋勋章。此后曾任牛津大学沃尔弗森学院院长、英国科学院院长。伯林在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划分，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LIBERTY TO……）。这种自由是“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LIBERTY FROM……)。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明确地提出了自由制度的基本理念上的两种思路。
[3] “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负和游戏” （Negative Sum Game）或“正和游戏” （Positive Sum Game），搏弈论原理。两人对弈，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者得-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零和游戏原理揭示的实质是这种游戏的输赢双方的游戏总成绩永远是零。社会生活中有太多的情况与零和游戏有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喜悦建立在失败者的痛苦之上，胜利者的光荣背后隐藏着是失败者的辛酸与苦涩。“负和游戏”是指，博弈双方虽有一方获胜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不偿失，可谓没有赢家。“正和游戏”是指，赢家所得比输家所失要多，或者没有输家，结果为“双赢”或“多赢”。

有关“零和游戏”，有个有趣的故事：有两个经济学家，在马路上边散步边讨论经济问题。甲经济学家突然看见了一堆狗屎，思索着对乙经济学家说：“你如果吃了这堆狗屎，我给你100万块钱。”乙经济学家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经受不住诱惑，遂吃了那堆狗屎。当然，作为条件，甲经济学家给了他100万块钱。过了一会儿，乙经济学家也看见了一堆狗屎，就对甲经济学家说：“你若是吃了这堆狗屎，我也给你100万块钱。”甲经济学家犹豫了一会儿，也经受不住诱惑，吃了那堆狗屎。当然，作为条件，乙经济学家把甲给他的 100万还了回去。走着走着，乙经济学家忽然缓过神来了，对甲说：“不对啊，我们谁也没有挣到钱，却吃了两对狗屎！”甲也缓过神来，思考了一会儿说：“可是，我们创造了200万的GNP啊！”
[4] Princeton-in-Asia，“普林斯顿在亚洲”。19世纪90年代晚期，“普林斯顿大学费城协会”曾为天津和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提供了相当的支持。随后，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受邀到中国来，为的是“联合发展和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最巨大的资源――强壮的年轻人”。 听从了这一召唤的普大毕业生们在天津成立了当地第一所高中，在北京创办了商业金融学校。他们还组织了很多夜校和娱乐活动，还在全国的赈灾活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所有这些努力演化成了一个长期的、世俗的志愿者和交流项目，即现在所说的“普林斯顿在亚洲”（Princeton-in-Asia，PiA）。PiA始终致力于作为亚洲各国和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并帮助“需要美国人来教课和/或者提供专业技能的亚洲机构”和“合格并且很希望提供服务的美国人”之间建立起联系。PiA独立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它的资金来自私人捐款、校友网络以及拨款。目前，PiA每年资助65位年轻的老师和专业人士到中国、日本、香港、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泰国、老挝、越南等地工作。平均下来，每年派到中国的实习生约为20到25人，在中心城市或者农村地区从事不同领域的活动：教英语、在非政府组织或者在商业/法律领域内工作。PiA安排的大多数实习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一般会在亚洲上述国家呆一年，也有一些职位可以选择再延长一年。